作者简介:王殿海(1962-),男,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交通控制,交通流理论,交通规划.E-mail:wangdianhai@sohu.com
公交车内拥挤成本是公交出行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其非市场商品特性,引入条件价值法,以效用最大化为目标建立公交出行选择效用函数,并利用支付意愿法推导出以时间价值为自变量的拥挤成本测算模型。在此基础上,分析时间价值与车内拥挤程度的内在关系,指出现有时间价值-拥挤程度模型存在的问题并对其进行改进。最后根据杭州市拥挤度支付意愿问卷调查数据建立二元Probit模型标定相关参数,量化公交出行拥挤成本。结果表明:公交车内拥挤成本随着拥挤程度的增加而非线性增加,当乘载率大于2.0时,拥挤成本占公交出行成本的1/3。
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 (CVM), one of the most widely used methods to estimate non-market goods, was introduced to quantify the crowding costs in bus, which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total costs of bus trip. With the goal of utility maximiz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rowding costs and Value of Time (VOT) was deduced from the concept of willingness to pay. To further establish the model of the crowding costs and load factor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OT and load factors was analyzed and improved based on the existing models. Meanwhil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questionnaire data in Hangzhou city, the relevant parameters were obtained using the binary Probit model. Then, the crowding costs were quantified under different crowding condi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rowding costs are nonlinear, when the load factor is greater than 2.0 the crowding cost is one third of the total costs of bus trip.
舒适性是衡量公交出行品质的一个重要指标[1], 有必要考虑车内拥挤成本, 但目前很多的研究[2]在建立公交出行选择效用函数时仍沿用传统的时间费用函数, 并没有考虑拥挤负效用(即拥挤成本)。然而相关调查数据表明:公交车内的拥挤程度直接影响居民出行方式的选择, 当车内拥挤度达到一定程度时出行者倾向于改变原始出行方式[3]。因此, 在建立出行方式选择模型时需要考虑公交车内拥挤成本。对于拥挤成本的研究, 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利用时间价值的变化来表征不同拥挤度比直接在出行选择效用函数中加入拥挤项更加合理。Douglas和Karpouzis[4]采用SP方法对悉尼地铁的车厢拥挤与站台拥挤进行调查, 建立logit模型分析得到拥挤造成的额外时间价值; 邵敏华等[5]提出感知阻抗函数, 建立了公交车内立席密度与出行时间的关系模型; Wardman和Whelan[6]回顾了英国近二十年轨道交通拥挤成本的研究历程, 采用荟萃分析法全面阐述了车内拥挤对时间价值的影响; Litman[7]结合美国公交通行能力与服务质量手册给出了不同公交服务水平下的推荐出行时间价值。然而上述研究仅仅给出了特定拥挤程度下的时间价值推荐值, 并没有建立以拥挤度为自变量的时间价值模型, 其普遍适用性受到很大程度的制约。为弥补现有成果所存在的上述缺陷, 本文采用条件价值法量化公交车内不同拥挤程度对时间价值的影响, 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8, 9, 10]建立拥挤时间价值测算模型, 并结合杭州市实际居民出行调查数据测算公交车内拥挤成本。
公交拥挤可视为一种非市场商品(Non-market goods), 并不能直接量化其相关成本。通常情况下, RP(Revealed preference)和SP(Stated preference)调查法是确定拥挤程度对出行者出行行为影响的两种基本方法, 其中:SP调查是为获取“ 假定条件下受访者对多个方案所表现出来的主观偏好” 而进行的意愿调查, 而RP调查是针对某些已经实施的政策、措施或已经存在的交通设施而对被调查者实际出行行为进行的调查[5]。
条件价值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 CVM)最初是由Cifiacy-wantrup[11]提出, 目前被广泛应用于成本效益分析以及环境影响评价等非市场价值评估方面。其核心思想是利用效用最大化原理, 以得到商品或服务的价值为目的, 借助问卷调查直接询问被调查者对某个商品或某项服务在发生数量或质量变化时的支付意愿(Willingness to payment, WTP), 以此揭示被调查者对商品和服务的偏好[12]。条件价值法的一个核心内容是用于确定受访者对商品或服务最大支付意愿的引导技术(问卷格式), 目前常用的引导技术包括投标博弈、支付卡格式、开放式问卷和二分选择方法等。二分选择法只需被调查者针对特定场景中给定的最大支付意愿回答“ 是” 或“ 否” , 比直接回答最大支付意愿更能反映模拟市场的定价行为[13], 在CVM研究中被广泛应用。
对于公交拥挤的成本量化而言, 根据条件价值法的基本思想, 首先以效用最大化为目的, 建立公交乘客j在拥挤水平i时的效用函数Ui, j。本文主要考虑出行费用pj与车内行程时间tj, 并加入出行者的个人属性项Xj(如年龄、收入等), 如式(1)所示, 其中考虑到拥挤状况下的单位时间令人更加难捱, 将拥挤作为出行时间价值的影响因素, 故系数μ 2, i的取值与拥挤水平有关。假设拥挤水平i=0为不拥挤情况, 则当票价与乘车时间均相等时, 拥挤水平i=0的效用值肯定要大于拥挤水平i(i≠ 0)的效用值, 即U0, j> Ui, j。
式中:μ 0为常数项; μ 1为费用的系数; μ 2, i为车内行程时间的系数; θ 为出行者个人属性对应的系数; Di为不同拥挤水平下的哑变量, 若为当前拥挤水平i则Di=1, 否则为0; ε i, j为随机项。
其次通过问卷调查得到乘客对公交拥挤的偏好或是支付意愿, 进而评价公交拥挤水平发生变化时的个人支付意愿。其基本思想是当拥挤水平发生变化时, 用额外时间来表征支付意愿(WTP), 使得两种拥挤水平下的效用值相同(Ui, j=U0, j), 如式(2)所示。将支付意愿转化为货币形式即可得到拥挤成本。
式中:ε j≡ ε i, j-ε 0, j。
不同拥挤水平i下的时间价值Pv, i是效用函数中时间与费用的边际替代率, 如式(4)所示。把式(4)代入式(3)中, 则WTP转化为时间价值的函数。而时间价值与车内拥挤程度存在正相关关系, 故进一步建立以拥挤度为自变量的拥挤时间价值模型, 以便测算任何拥挤程度下的拥挤成本。
关于时间价值与车内拥挤程度的研究, Kraus[8]首先提出了将车内时间价值分为两类, 一类是有座情况下的车内时间价值Pv=Pv0, Pv0为不拥挤情况下的时间价值; 另一类是拥挤情况下的车内时间价值Pv=Pv0+Pv, extra, Pv, extra是站立乘客额外感知时间价值, 其表达式如式(6)所示。
针对无座情况, 车内时间价值仍与乘载率LF相关, Jara-dí az和Gschwender[9]在Kraus常数分段函数的基础上对车内时间价值函数进行改进, 认为Pv, extra为非常数, 而是随着乘载率LF线性增加, 如式(7)所示:
式中:Pv1为拥挤的边际价值; LF为乘客数与公交车座位数的比值, 能同时反映拥挤与不拥挤的状态, 故文中亦采用LF作为车内拥挤程度的表征指标。
虽然线性模型应用广泛, 但是与实际调查数据出入较大。Douglas和Karpouzis[4]在研究澳大利亚轨道交通拥挤成本时发现, 车内时间价值Pv与乘载率LF呈现非线性关系。因此, Tirachini等[10]将时间价值函数Pv进一步改进为一元二次函数, 文中用占有率θ (实际乘客数与满载乘客数的比值)替代LF表征拥挤水平, 如式(8)所示:
图1为上述3种模型的图形描述。虽然基于拥挤的车内时间价值模型得到进一步的改进, 但是仍然存在以下问题:①Kraus模型中以LF=1为分界, 当LF< 1时认为没有拥挤影响, 然而在公交拥挤初步调查中发现:当只有少量座位时, 乘客间的个人空间较小, 存在压迫感, 部分乘客更倾向于选择站立, 因此将LF=1作为有无拥挤影响的分界点是不适当的, 文中采用美国公交通行能力与服务质量手册[14](Transit capacity and quality service manual, TCQSM)对公交拥挤的服务质量(Quality of service, QOS)的分级, 选取QOS B作为有无拥挤影响的分界点, 即LF=0.8; ②当LF≤ 0.8时, 乘客对拥挤的感知并不明显, 此时可以认为时间价值是相等的, 等于Pv0, 而Jara-dí az以及Tirachini提出的模型都认为时间价值是随着LF单调递增的, 与实际不相符; ③当LF> 0.8时, 乘客需要站立, 随着LF的增加乘客对拥挤的感知越来越明显, Kraus提出的常数模型不符合实际情况; ④需要考虑乘载率LF的取值差异, Tirachini在标定模型时LF的最大值为1.75, 而鉴于国内高峰期间公交车内满载的常态化, 在标定模型参数时需要考虑满载情况。
结合上述3个模型以及存在的问题, 建立拥挤时间价值的非线性分段函数:当LF≤ 0.8时拥挤时间价值为0; 当LF> 0.8时为非线性递增函数, 在线性模型的基础上加入指数项; 其表达式如式(9)所示。需要说明的是, 当超过公交车的满载乘客数以后时, 拥挤时间价值仍是非线性增加。但当达到公交车再也无法多容纳一名乘客时, 乘客则需要改乘下一趟公交车或选择其他出行方式。其中将非线性函数中Pv0的系数项记为拥挤动态影响系数c(LF), 用以表征不同拥挤程度对时间价值的影响。
式中:α 、β 为相关系数。
不同拥挤水平的乘客车内时间价值为不拥挤的时间价值与拥挤时间价值之和, 如式(11)所示。
本文采用CVM广泛应用的引导技术— — 二分选择法调查乘客对公交车内拥挤的支付意愿。问卷调查表格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个人属性调查, 主要包括性别、年龄、职业、收入、出行方式; 另一部分为情景调查, 在特定的拥挤水平下询问被调查者是否愿意额外支出预设的时间改乘相对不拥挤的公交车辆。针对拥挤水平分级, TCQSM将公交拥挤的服务质量分为A~F共6级, 如表1所示。而国内对公交拥挤水平进行分级的相关研究较少, 《客车装载质量计算方法》(GB/T 12428-2005)规定每0.125 m2核定站立乘客1人。以常规公交车为例, 座位数在40个左右, 有效站立面积为8 m2, 则满载乘客数在100人左右, 因而得到满载时的LF值为2.5, 故0≤ LF≤ 2.5。结合TCQSM的研究结论, 在问卷调查中将LF分为0.5、0.8、1.0、1.25、1.5、2.0、2.5这7个级别, 分别对应i=0~6。通过初步调查公交满载与有半数空座两种拥挤情况时乘客的最大时间支付意愿, 确定将额外时间分为5、10、15、20 min。将拥挤水平i与额外时间随机组合, 形成多组情景, 图2为其情景之一。课题组于2014年3~4月, 在杭州市开展了公交车内拥挤成本问卷调查。
对于问卷调查中公交车A与公交车B, 如果乘客j选择增加额外的乘车时间Δ t保障乘车舒适性, 那么该乘客认为公交车B的效用值
为了便于计算, 令θ =ε /σ , 将ε j~N(0, σ 2)转化成标准正态分布N(0, 1), 从而得到Probit模型, 如式(13)所示。并根据调查问卷数据, 运用最大似然估计思想通过统计分析软件EVIEWS标定相关系数。
Probit模型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可以看出, |Z|> Z0.05=1.96, 说明模型估计的系数在统计上是显著的, 从而表明车内拥挤对时间价值有显著影响, 并且μ 2, i随着拥挤程度的增加而增加。
以LF=0.5时的时间价值作为不拥挤的时间价值, 即Pv0=Pv, 0=μ 2, 0/μ 1。结合式(4)和式(11)计算拥挤动态影响系数, 简化得到表达式(14):
其计算结果如表3所示。
根据表3的数据, 采用最小二乘法对c(LF)进行曲线拟合(见图3), 标定各个参数, 结果如式(15)所示:
式中:R2=0.9945, 说明拟合结果好。如果仅考虑LF≤ 2.0的值, 线性拟合效果也较好, 此时R2=0.9928, 故在国外公交车内拥挤研究中线性模型应用广泛。而国内高峰期间公交乘载率普遍大于2.0, 同时在调查问卷中发现当LF> 2.0时乘客对于拥挤程度感知变缓, 认为都很拥挤, 即时间价值增加趋势变得平缓。因此, 当LF> 2.0时并不是线性增加。本文在线性模型的基础上加入指数项, 使得增加趋势变缓, 故该模型虽然较线性模型复杂, 但更符合实际情况, 具有一定的适用性。
根据参数标定结果确定拥挤时间价值模型, 再结合拥挤成本公式(5), 从而量化不同拥挤程度下的成本, 其中随机项ε j表示个体之间的差异。由于文中选用Probit模型, 故随机项ε j服从正态分布, 即ε j~N(0, σ 2), 则期望时间支付意愿为:
若期望时间支付意愿等价为货币形式, 则拥挤成本如式(16)所示, 其中时间价值通过收入法来确定。根据世界银行[15]给出的推荐值, 非工作出行的小时时间成本为人均小时工资收入的0.3倍。
式中:w为人均小时工资收入。
以杭州市为例, 根据《2010年杭州市年度交通发展报告》中显示居民公交出行的平均出行时间为51.4 min, 而2010年杭州市城镇以上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16]为48 772元, 折算成小时工资收入为24.39元, 则出行时间成本为7.32 元/h。因此, 当LF=1时拥挤额外时间为5.64 min, 拥挤成本为0.69元; 当LF=1.5时拥挤额外时间增加到19.08 min, 拥挤成本为2.33元, 与一次出行的公交票价相当(杭州公交票价为2元); 当公交车处于满载状态时, 拥挤额外时间更是达到38.80 min, 拥挤成本达到4.73元, 是公交票价的2倍多, 具体如表4所示。
若在测算居民公交出行成本时仅考虑票价、出行时间以及拥挤成本, 其中票价为2元, 出行时间为51.4 min, 其出行成本如表5所示。从表5中可以看出, 公交车内拥挤成本在公交出行总成本中所占的比例随着拥挤程度的增加而增加。当乘载率LF大于2时, 拥挤成本占总成本的1/3, 由此可见在计算公交出行成本时车内拥挤成本是非常重要的一项。而在对杭州公交不满意原因调查中有29.22%的居民认为公交车内过于拥挤, 所占比例最高, 是公交优先发展进程中主要阻力之一。因此, 在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过程中, 既要重视引导居民向公交出行方式转移, 同时也要提升公交出行舒适性。
对车内拥挤成本进行量化, 得到不同拥挤水平下的成本, 不仅可以提高居民出行方式选择行为模型的准确性, 还能够为制定科学合理的公交发车间隔以及配备合适的公交车型提供相关依据, 从而改善车内拥挤, 提高公交舒适性, 引导居民向公交出行方式转移。因此, 为量化公交车内拥挤成本, 本文基于拥挤的非市场特性, 引入条件价值法, 在增加乘车时间与减少车内拥挤之间进行权衡, 获得拥挤的支付意愿, 即拥挤成本。并用时间价值的变化来表征不同的拥挤程度, 在现有模型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改进, 建立拥挤时间价值与乘载率的非线性关系式。最后利用杭州市问卷调查数据建立二元Probit模型标定相关系数, 量化不同拥挤水平下居民出行的拥挤成本。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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