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魏丽英(1974-),女,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交通组织优化及仿真建模.E-mail:lywei@bjtu.edu.cn
考虑了诱导信息对交叉口小汽车驾驶员路径选择的影响,建立了替换路径概率选择模型和交通状态实时更新模型,共同约束信号配时模型的求解,进而得到交通诱导与公交优先协同作用的交叉口信号配时模型。应用改进遗传算法对优化模型进行求解,求解结果显示模型中考虑诱导信息影响后,乘客总延误、车辆总延误、人均车辆尾气排放降低幅度分别为4.4%、2.8%和1.4%,说明通过合理诱导交通流,可以一定程度上降低路网整体负荷、减少尾气排放。
In this paper, a probability detour path choice model and a traffic state updating model were established, considering the influence of traffic guidance information on car drivers' route choice at intersection. These models were considered as two important constraints. Then, an optimal signal timing model was built under the coordination control of traffic guidance and bus priority. An improved genetic algorithm was applied to solve the optimization model. Results show that the total passenger delay, vehicle delay and the exhaust emissions per capita are reduced by 4.1%, 2.8% and 1.4% respectively after considering the influence of traffic guidance information. It is certified that the goals to reduce the overall traffic network load and vehicle exhaust can be achieved to certain extent by reasonable traffic guidance.
交通拥堵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有效解决城市交通问题, 满足日益增大的交通需求, 必须在有限的资源下, 坚持公交优先发展战略。目前, 通过设置公交专用道的方式实现路段公交优先比较容易, 但如何在交叉口实现或考虑公交优先比较困难, 主要是因为它将造成社会车辆延误、油耗、尾气排放的大幅提升。因此, 如何科学制定交叉口信号配时方案, 面向公交优先的同时兼顾环境和其他社会车辆的利益是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课题。
信号配时研究中, 最重要的是优化目标的建立。尽管目前已经有很多经典的优化模型, 但由于优化目标或出发点不同, 各模型所考虑的因素也有很大区别, 应用效果也千差万别。有的比较关注公交优先, 对公交优先信号配时进行了专门研究[1, 2, 3], 如Wu等[1]针对英国城市交通拥堵问题提出了公交预信号设置及其信号配时方法, 选用车均延误作为交叉口是否设置公交优先的效益评价指标, 效果评价中主要考虑了3种不同公交优先设置方式对通行能力和延误的影响, 没有考虑排放和交通诱导的影响。也有学者从延误、油耗和尾气排放控制的角度建立信号配时模型[4, 5], 这些模型对环境效益关注较多, 但很少考虑公交优先。此外, 也有学者根据交通诱导与信号配时的协同作用进行建模[6, 7, 8, 9, 10], 如Allsop[6]在1974年最先提出交通信号控制与交通分配的相互作用问题; 王亮等[7]也对交通控制和诱导问题进行了递阶协调优化方面的建模。Ceylan和Bell[11]则建立了基于遗传算法的信号配时模型, 考虑了驾驶员路径选择的影响, 该模型优化目标主要是延误和停车次数, 未考虑公交优先和尾气排放等因素。
实际的交通情况是多个主要影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信号配时研究中不应该只强调一项而忽略其他几项。本文以北京市的交通环境为研究背景, 考虑了日益严重的交通拥堵、空气污染、规模化的可变信息交通标志(Variable messege signs, VMS)诱导信息发布等因素, 以公交优先、尾气排放控制、诱导信息的影响作为建模目标, 同时提出了快速、有效的模型求解方法。
对设有公交专用道且处于未完全饱和状态的交叉口进行研究, 即交叉口还有能力接收一些由于诱导信息发布而引来的分流车辆。以绿色交通、公交优先的理念为指导, 选取乘客总延误以及人均尾气排放为效益评价指标进行模型构建, 这里尾气排放主要考虑碳排放的控制。模型构建中侧重考虑了公交优先对社会车辆的影响, 通过引入相关参数实现公交车辆和社会车辆利益的均衡。
交叉口一个进口方向的乘客总延误等于该进口方向车均延误与车载乘客的乘积, 而交叉口的乘客总延误应该等于各进口方向乘客总延误之和。这里, 进口方向的车均延误采用经典的Webster延误公式计算[12]:
式中:
据此, 一个周期内进入交叉口的乘客总延误
式中:
车辆尾气排放包括路段行车时的尾气排放和交叉口怠速时的尾气排放[2, 7]。其中行车尾气排放E1为标准排放因子与里程、流量的乘积; 怠速尾气排放E2为怠速排放因子与车总延误的乘积。这里将车辆分为公交车和社会车辆进行统计处理。若
式中:
式中:
综合考虑延误、排放的重要度及两者单位量纲的不同, 通过引入参数
式中:
(1)最长周期
考虑到信号周期时长超过一定值以后, 通行能力的增大便趋于停滞, 而车辆延误时间却急速增长, 借鉴相关研究成果[13], 本文将120 s设为最佳信号周期的上限值。当然, 在信号相位较多(多达4~5个以上相位)时, 或者为了照顾某一方向的车流而需要延长信号周期时, 可不必受120 s这一上限值的约束。
(2)最短周期
最短周期由各相位最短绿灯时间确定, 通常是以行人通过交叉口的时间为依据进行计算。借鉴《美国交通信号控制手册》(MUTCD)中行人过街时间计算的经典公式, 有:
式中:
最短周期可由式(6)计算:
式中:
(3)Webster最佳周期
Webster最佳周期的计算公式为:
式中:
依据最佳周期时长
Webster最佳周期模型是本文计算车均延误、界定变量绿灯时长ti和周期时长C上、下边界条件的理论依据。此外, 还需要满足饱和度
交叉口上游的VMS(Variable message sign)会根据交叉口下游检测器S处获得的流量等信息发布下游路况。驾驶员会根据VMS发布的信息并结合自己的驾驶特性, 选择合适的路径行驶。
图1中, 驾驶员在点
本文以交叉口各出口的饱和度为度量指标构建效用函数, 如式(9)所示:
式中:U(O)为选择出口O作为下一出口的效用函数, 其取值为该出口路段饱和度, 需强调的是效用取值为负值;
计算下游交叉口出口O的饱和度时, 出口流量QO 是一个关键变量, 它是所有以出口O为通行路径的各入口流量qij 之和(见图2), QO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qij为各入口输入流量; ω 为0-1变量, 1表示相位
在分析效用函数的基础上, 依据Logit模型, 引入补偿系数η , 建立诱导路径选择概率模型为:
式中:p(O)为各进口车辆选择出口O的概率; p(Or)为主路方向的车辆在T时段内选择行走其他替换路径的概率, 即不通过出口O的概率; η 为补偿系数, 它是一个决策阈值, 表明只有替代路径与原始路径的效用差值大于η 时才会选择替换路径。
本文通过引入路径之间的效用函数差值
输入流量qij和出口流量QO都是随时间实时变化的量, 如北京市VMS发布的交通状态信息为实时更新, 2 min刷新一次。这里, 出口流量QO 的更新主要取决于统计间隔内各进口道流量qij 以及各进口道在出口O方向的绿信比。而入口道流量qij的更新则比较复杂, 它除了与上一时段的流量有关外, 还与受新发布的VMS信息影响而选择其他替换路径的流出量、受其他邻近区域发布的诱导信息影响而选择以当前出口O为绕行点的流入量有关。
据此, 可建立输入流量
式中:T为统计间隔;
综上, 可建立起反映诱导信息影响的动态公交优先信号配时模型, 包括面向公交优先和排放的多目标模型(式(4)(8))、VMS诱导信息作用下的路径概率选择模型(式(11))和交通状态实时更新模型(式(12))三个部分。
假定一个四相位交叉口各入口均设有公交专用道, 各相位车流如图3所示。各进口道对称布置, 其结构如图4所示。各出口道饱和度存在差异, 使得交通诱导存在可能。为了研究方便, 假设直行、右转共用一个相位, 即红灯时间禁止车辆右转, 这种措施有利于保证行人过街安全[13]。
借鉴北京市大柳树路-学院南路交叉口高峰和平峰时段流量的实地采集数据及文献[13]的相关成果, 设定进口流量矩阵Q及其对应的饱和流量矩阵S。
(1)各相位的公交车流量和饱和流量分别为:
(2)各相位的社会车流量和饱和流量分别为:
式中:
为了使延误和排放在同一量纲下进行求解, 需要对λ 1 进行参数标定。当μ 分别取值5, 6, 7, …, 15, 16时, 表示流量从平峰到高峰的一系列变化过程。令μ =10~16, 可得到7种交通状态, 将其对应的流量矩阵分别按延误最小和尾气排放量最小进行单目标最优化求解, 得到不同流量下公交优先配时模型的延误、尾气排放及二者比值, 结果如表1所示。
考虑延误的单位为s, 排放的单位为g, 为了统一单位, 且使得延误和排放在一个数量级下进行运算,
此外, 从理论分析角度, 通过多次试验, 对照表1中结果, 最终确定
式中:V为当前交通状态下的平均行驶速度, km/h。这样既统一了单位, 也使得延误、尾气排放在同一个数量级下进行运算。
图5为表1中的延误排放比值与由式(13)计算获得的λ 1的对比图。由图5可以看出, 二者变化趋势一致, 这也充分证明本文试验推导标定的λ 1是合适的。
此外, 考虑到如果以人均尾气排放为目标, 公交车由于载客量大使得人均尾气排放较小, 这种赋予公交车过高优先权重的方法与实际不符, 不能兼顾社会车辆的通行效益。公交车尾气排放量一般是小汽车尾气排放量的5~6倍, 且公交车占用道路资源是小汽车3~4倍, 综合考虑公交车尾气排放量和占道空间两个因素的影响, 本文将参数
由于目标交叉口是双向8车道交叉口, 街道比较宽, 行人过街时间较长, 易出现行人过街所需绿灯时间超过机动车通行时间的情况, 因此可采用二次过街方式, 在中央分隔带处设置二次过街安全岛。然后以第15百分位的行人步行速度(1.5 m/s)作为依据, 由式(5)可得需要的最小绿灯时间为17 s。
传统的Webster固定信号配时方法一般是先以系统最优为目标求解最优信号周期, 再通过流量比进行绿灯时间的分配。
遗传算法(GA)是一种自适应全局优化的随机搜索方法, Ceylan和Bell[11]的研究表明其在信号配时优化求解领域的应用是有效的。本文应用Matlab工具箱中的改进遗传算法对各相位的有效绿灯时间
运用遗传算法进行信号配时优化的流程如下:
Step1 求得各相位绿灯时间的编码取值范围。根据式(7)求得韦伯斯特最佳周期C0, 判断是否在边界条件内。判别结果如下所示:
式中:Xj 为进口道j关键相位的饱和度。
Step2 算法初始化:设定种群数目、染色体长度、迭代总代数、交叉概率、变异概率。本文设定种群大小为80; 二进制编码长度为4× 15, 每条染色体由4个相位的有效绿灯时间组成, 并形成一个信号配时方案, 解码后取值范围对应于各相位的约束条件(由Step1求得); 种群进化代数为1000代; 交叉概率为0.75; 变异概率为0.01。
Step3 采用实数编码, 随机产生种群数目大小的染色体。
Step4 解码计算每条染色体是否满足周期和最小绿灯时间约束条件, 如满足则进行Step5; 否则转Step3重新生成染色体。为了提高运算效率, 当
Step5 将适应度函数取值为目标函数的负值。然后计算每个个体的适应度并排序, 对适应度最高的5个个体严格保优。其余个体以赌轮盘方式进行选择, 适应度越高, 被选择的概率越大; 反之则淘汰的概率越大。
Step6 按照一定的交叉概率和交叉方法, 产生新的个体。
Step7 按照一定的变异概率和变异方法, 产生新的个体。
Step8 通过交叉、变异和严格保优后的新一代种群, 判断是否达到迭代总数, 若没有, 则转Step3; 否则, 输出最佳个体; 即每个相位的有效绿灯时间和信号周期时长。
应用Matlab软件得到的遗传算法进化曲线收敛, 结果如图6所示。
假定车流由公交车和小汽车构成, 不考虑其他车型影响。依据相关经验数据和研究成果[5], 本文取公交载客数为30人; 小汽车载客数为1.5人; 小汽车标准排放因子为45 g/(pcu· km); 怠速排放因子为5 g/(pcu· h); 进口道长度为0.5 km。出口道信号配时方案中绿信比取0.4; 出口道饱和流量取值为2000;
案例研究取μ =14, 其对应的交通状态是表1中的高峰1。当T=0时, 得到初始方案如表2第1行所示。由表2可知:第一相位(东西方向直行)绿灯时间最长, 为52 s, 主要是因为东西进口直行车辆最多。此外, 由于各进口方向左转车辆均不多, 因此第二、第四左转相位只需满足最小绿灯时长即可。计算得到的各出口道流量及饱和度如表3所示。
东西向为主路方向, 西进口是当前进口, 预定驶出目标是东出口。但因目前东出口饱和度最大, 且与北出口饱和度差值大于0.15, 即大于文中设定的补偿系数
当μ =14时, 查Qcar矩阵可得其对应的西进口直右相位的总车流量为680 pcu/h。因西进口直右相位的直行车比例为80%, 接受诱导的驾驶员比例
680´ 0.8´ 0.5´ 0.13=35 pcu/h
因此T=1时, 更新后的Qcar流量矩阵为:
以此作为输入, 用遗传算法重新求解, 重复此过程, 当统计时段T=2时, 所有出口道饱和度之间相差均不超过0.15, 计算结束, 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该算例中T=2时, 按人统计的乘客总延误和按车统计的总延误与T=0(不考虑诱导信息的影响)时相比均有所降低, 降低幅度分别为4.4%和2.8%, 而人均尾气排放降低幅度为1.4%, 低于延误的降低幅度。这是由于本算例中μ =14时对应的交叉口饱和度不算特别高, 尾气排放部分主要是正常行驶带来的排放量, 怠速排放量比例比较小, 故而排放指标的降低幅度低于延误指标的降低幅度。
以乘客总延误和人均尾气排放量作为目标, 构建了公交优先信号配时优化模型。其间, 考虑到交通诱导信息对驾驶员路径选择的影响, 通过设立效用函数、替换路径补偿系数等建立路径选择概率模型, 并结合交通状态实时更新模型, 共同约束整个信号配时模型的求解。本文模型较好地体现了公交优先、尾气排放控制和诱导信息影响等多个主要因素的协同作用, 参数取值和标定中亦兼顾了公交优先策略下社会车辆的通行效益。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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